名人辭世與責任
名人辭世與責任 *一、發言的分寸 只要是公眾人物過世，媒體記者與談話性節目名嘴的言論內容，以及其他公眾人物的公開發言，都非常重要。 這些言論不只是個人意見，而是會被社會放大檢視、被大眾模仿的價值訊號。 名人過世的當下，媒體常會即時採訪其他公眾人物。 這些受訪者的發言，應該是經過深思熟慮、甚至與經紀人討論過後的結果。 因為一旦發言不當，不僅會被輿論砲轟，還可能讓社會大眾模仿錯誤的價值觀與態度。 然而，現實中常見的情況是：發言不當後，只能以道歉了事。 這種事後補救，無法彌補言語造成的社會影響。 媒體與公眾人物應該建立一種自律機制，理解自己在公共哀悼時刻的話語權力與責任。 公共人物的發言，不只是個人情緒的抒發，更是社會情緒的引導。 若能在悲傷時刻展現同理、節制與尊重，將有助於建立更成熟的公共哀悼文化。 *二、死亡與祝禱 台灣華人界知名作家瓊瑤離世時，有殯葬業人士刻意在這個時機推廣安樂死。 這樣的操作令人質疑其動機與倫理，尤其當推廣者本身與死亡產業有直接利益關係時，這種行為更顯得不當。 宗教不能只談死亡而不談生命。 華人社會中，許多人雖未必是佛教或道教信徒，但仍相信輪迴。 然而，在名人過世時，卻鮮少有人真心為亡者祈求轉世、重返人間。 所有人都在談論死亡的合理性、安排與制度，卻沒有人站出來為亡者祈福，祈求他們能投胎到好人家、繼續人生。 人類總數正在減少，願意生育的青壯年也越來越少。 既然如此，為何不祈求神明保佑亡者順利投胎，回到人世間繼續生活？ 如果我們對比自己早離世的人都不曾真心祈福，未來輪到我們自己時，又怎能期待有好命運？ 在傳統民間信仰中，超渡、誦經、點燈等儀式，原本就是為了幫助亡者安息與轉生。 然而，當代社會對這些儀式的理解與實踐日益稀薄，反映出我們對死亡的集體冷漠與逃避。 若能在名人辭世時，集體發起祈福行動，不僅是對亡者的尊重，也是一種文化的延續與心靈的療癒。 *三、話術與宿命 有一種命理師特別令人反感，就是喜歡談「閻羅王的生死簿」。 他們若感應到某個數字，總愛解釋成「閻羅王讓某人活到幾歲」，卻從不談自己會活多久。 這種話術不僅製造恐慌，也讓命理變成宿命論的工具。 例如藝人徐熙媛病逝事件，許多談話性節目的命理師紛紛跳出來馬後炮。 有命理師說：「我早就預測她和新婚對象的婚姻撐不過三年。」；但當時的原意是預測感情變化，並非死亡。 如今卻被扭曲為「早知她會死」，這樣誰還敢...